“你有一个很完美的灵魂，真像一个令人神往的锦标。”在写给李银河的情书里，王小波说。

那是37年前了。现在的李银河已经老了，身材走形，皮肤松弛，但她坦荡质朴的言谈又在提醒你，王小波对她的赞誉很有道理。

她的精神世界和私生活怎能对公众这么开放？这是李银河令人吃惊的地方。性是人性中隐秘的小弱点，也最容易引起道德压力，李银河对此不封闭，也不扭曲。面对钻到床底下打探的目光，她也理直气壮地面对自己的欲望，承认她和相恋17年的跨性别者“大侠”之间存在着性。

“有一种爱情是超凡脱俗的，是高悬于所有琐事之上的，说得不好听些，是睥睨众生。它对所有的世俗规矩不屑一顾，我行我素，随心所欲。”李银河说。

实在无法想象这段狂野的爱情宣言，出自眼前这位62岁的女士。李银河太朴素太家常了，在我们聊天的三个小时内，她基本都在嗑瓜子、剥花生，有时花生仁滚落在身上，她捡拾起来放到嘴里。

“美好”这个词，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对李银河和“大侠”这段关系的形容。

“这是一段高品质的情爱关系，”艾晓明说，“李银河谦和、勇敢，她独特的学养和人格特征，让她创造出与社会主流规范不一样的关系。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中都充满了美。她有创造美的能力。”

李银河把自己的身体和隐私当成了教学案例。有人跟她说，同性恋和跨性别的区分，在他们听来像绕口令。“我说我不就是科普来了嘛。”李银河哈哈地笑，“冯唐还跟我说，正好你借这个事做点教育工作吧，挺逗的。”

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认为，李银河是社会主义时代最干净、最纯粹的知识分子。

李银河是中国性文明进程的监测者，她也用自己的情爱故事，丈量出了这段历史深刻变迁的尺度。

一

李银河说，自己几乎没什么朋友。她的人际关系不黏稠。艾晓明、崔子恩，同性恋研究专家张北川，抑或是其他人，在谈论李银河时都带着清汤寡水的味道。“我们肯定是朋友，”艾晓明说，“但我们不谈生活细节。”

李银河享受这种孤独，并从中获得自由。“在一个人的世界里，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和想象。在社会中与他人打交道，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。”

她常年住在山东威海，冬天北京事多，才把那边暖气停了几个月。“大侠”呢？“他在北京照顾孩子。”李银河说。孩子是他们共同领养的，已经12岁了。

她对威海的生活感到满足，虽然那里被称为“鬼城”，房子盖得过多，没卖出去都黑着。每天中午她让旁边的小饭店送一个菜，素菜为主，分两顿吃。她的时间安排有个三段论：上午写作，下午看书，晚上看电影。

从青年时代开始，李银河的日子就过得潦草至极。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回忆，李银河和王小波婚后无心张罗俗事，按照李银河母亲的说法：“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，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。”但王小平毫不怀疑，他们二人过着极其丰富、高尚的精神生活，并在一定程度上练就了喝风屙烟的本事。

李银河的两段爱情有个共同特征：精神至上，在生活琐事上，较庸常的一方服务于睿智的一方。

丁学良曾撰文提到王、李二人的留美生活，说“李银河是贤妻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”。在匹兹堡期间，李银河读书、做助教、打工，下班就回来忙家务、做饭，王小波基本是读书、写作，啥也不干。李银河的理由是，“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”。

王小波去世后，“大侠”的出现解放了李银河。“大侠”说，他不愿意李银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。李银河说，17年来她什么家务都没做过。

李银河喜滋滋地指着身上的衣服，说这些都是“大侠”帮她买的。“我特烦购物、做饭，就连买我自己的衣服我都不去，有时他看到就给我买回来了，他买什么我就穿什么，反正我也没啥要求。”

在崔子恩看来，李银河和“大侠”的生活是女权和男权的完美结合。“他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。”崔子恩说，“在文化上他们是以女权为核心，以李银河的意见为主;在生活上是以男权为核心，‘大侠’决定生活细节。”

二

她属于50年代出生、60年代进入青春期、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。这30年，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。李银河的哥哥李向南15岁时对一位女同学萌生情愫，出于虔诚，向组织忏悔了“肮脏的思想”，从此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就一直入不了共青团。这种痛苦的青春期经历影响他一生，使得他的个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。

“满口仁义道德，满肚男盗女娼，要不就是天真、纯洁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。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。”李银河说。

对青年李银河来说，性也是她的禁忌话题。她和王小波的情书中，用“那个”一词来指代性。王小波的回复也羞涩得很：“我从来都不好意思想象和谁做那件事情。我也许能够做到一辈子不做它。也许不能做到。反正不能乱来的。”

1980年，李银河、王小波在相恋两年后结婚，那年他们都已28岁。“结婚时他是处男。”李银河说，“婚后我们马上想到早干吗去了，觉得青春虚度了。”

1982年，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。两年后，王小波前往陪读。在美国，李银河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城市的婚姻和家庭。她说自己研究的原动力，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国人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扭曲和压抑。

在美国时，李银河就有冲动，要做中国的金赛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金赛主持搜集了近1.8万个与人类性行为有关的访谈案例，以超脱的态度和精准的数据，为美国社会的性态度提供了参照系。

1988年，李银河归国，进入北大社会学所，继续研究婚姻问题。在她调查单身现象时，有位男士看在她“不像坏人”的分上，承认是同性恋。这个雪球越滚越大，后来达到120人的规模。

这个研究也是为了填补空白，“国外研究同性恋的著作一书架一书架的，中国一本都没有，这是多大的诱惑啊”。1991年，她和王小波在访谈基础上合著了《他们的世界——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》。

李银河喜欢老派的一对一的关系，但不会因为自己的偏爱就否认别人的选择权。她本来会跟王小波一直走下去，1997年4月11日，王小波心脏病发去世。

两个多月后，6月29日，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丽莎拉她去一个酷儿聚会散心，希望她从悲痛中走出来。这天是世界同性恋自豪日，“酷儿”一词包含了LGBTs（女同性恋Lesbians、男同性恋者Gays、双性恋者Bisexuals、跨性别者Transsexuals）所有性非常规族群。在这次聚会上，她认识了“大侠”，后者很快陷入了对她的狂热爱恋。

三

尽管被冠为“性社会学家”，李银河仍不时发表时评，也写小说。

她带着那代人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，希望这个国家不要那么野蛮和愚昧。1966年，她在北师大女附中就读初一时，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——卞仲耘是李银河父母的老同事，卞仲耘的女儿是李银河的嫂子。

年轻时，李银河曾是议论中国政治的明星。1977年从山西大学毕业后，李银河进入《光明日报》，次年被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，在中南海上班。她和林春合写的《要大大发扬民主，大大加强法制》，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首发，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，《人民日报》专门加了编者按，轰动一时。

李银河和林春在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，“伟人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你跪着看他。”著名学者李慎之对此印象深刻：一代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，被两个小姑娘说出来了。

李银河认为自己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，“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”。一年后，她调入中国社科院马列所，躲开了政治漩涡中的利害。

她关心政治，但无意卷入政治。1979年，在费孝通举办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，李银河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兹纳，并开始为出国留学而努力。

1988年，李银河在美拿到学位，和王小波商量“做野猪还是做家猪”，结论还是回国做“家猪”。“我们做的事和这个社会联系在一起。无论是要批评这个社会，还是要描述这个社会，都是在里面比在外面好些。”李银河说。

历史学者丁东回忆，王小波生前有次说，“银河是叛徒，黄梅是好样儿的”。黄梅是英国文学专家，也是留洋博士。中国社科院评职称要考外语，李银河参加考试，评上了研究员，但黄梅觉得此举荒谬，抵制了考试，那年没评上。

2012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前，李银河是二级研究员，这是社科院的最高专业职称。李银河说，为了世俗的标准，有时也会干些自己不感兴趣的活，“这些世俗的目标达到之后，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”。

在崔子恩看来，李银河活得通透。“李银河和社会的融洽度比我高很多，我时时都要反抗什么，她不需要。我就没看到李银河怎么急过，这说明她碰到的人和事都还顺利，幸运地避免了摩擦。”1991年，时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的崔子恩在课堂上出柜，成为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。

无论谈论时政还是性，她都在安全的边界内发言。李银河对自己的灵魂有着深刻的检讨，她说自己只要碰墙就一定会回头。“理想主义的丧失，成为我为获得宁静和快乐所付的代价。”

在摄影师要拍照时，李银河就像个小孩，任“大侠”帮自己整理衣服。这种真实之所以能被呈现、被祝福，正是李银河和她的战友们多年来努力不懈的结果。她和“大侠”也用生动的案例，拓展了公众的性别思维。正如王小波当年在情书中所言：“社会的力量是很大的吧？什么排山倒海的力量，也止不住两个相爱过的人的互助。”